基于案件利益的重大性、疑难和有争议性、指导意义及公正性要求，《试点办法》要求将五类特殊类型案件以下送和上提的方式实现提级管辖。

至于三公的具体要求，目前具体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有规定的应遵循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如政府信息公开、公务回避、行政行为说明理由、听取申辩、平等对待行政相对人等。首先，制定和完善行政程序法（特别是编纂行政程序法典）是把行政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，防止行政权任性、恣意和滥用的需要。

公平主要是法律对行政行为平等性的要求，目的主要在于防止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歧视特定相对人。形式法治主要要求国家治理有法可依，有法必依、执法必严，违法必究。孔子认为，统治者治国，只应让老百姓按照其政令去做，而不要让老百姓知道为什么要那样做：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行政行为法和行政程序法则是事先、事中把权力控制住，使之不能任性、恣意和滥用，尽可能不让损害、损失发生。因为行政法的最基本功能是规范和控制行政权。

第一大特色是时代特色。《民法典》颁布施行以后，我国法治建设另一件急迫的大事就提上了立法日程。3.在具体情况下权衡 如前所述，在三方关系框架下，国家、父母、儿童中的任何两方均有可能在极其特殊的维度上处于紧张关系之中。

儿童的身心成长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，所以父母应当及时调整家庭内部性教育的内容、方法和强度，以对接、适应儿童的成长。[37]其实，儿童最大利益如同公共利益一样模糊空洞，什么是最大利益，如何确定最大利益，由谁确定最大利益，通过什么程序确定最大利益等问题，无法得到确定性的结论，最终导致儿童最大利益这一原则欠缺可操作性。[16]所以，父母教育权属于我国宪法层面的基本权利。[16] 张翔：《宪法释义学：原理·技术·实践》，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156页。

[21]胜任的前提，是儿童认知能力的增强。因此，儿童的性受教育权与性健康权相互交织、互为表里，二者的结合意味着儿童性教育应当立足于促进儿童自由成长、全面发展，满足儿童在生理、心理、智识等方面的发展需求，推动形成健全的人格、促进自我成就的实现。

即便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、思想解放，以及性教育的复苏和不断发展，社会上的性禁锢观念依旧深厚，谈性色变依然是当下性文化的写照。2.互相配合、互为界限 在国家—父母—儿童三方关系中，父母性教育和学校性教育并列存在、互相补充，父母和学校都不能垄断对儿童的性教育，两者不能互相代替或否定。为了维持宪法内在秩序的和谐与均衡，不能赋予儿童性受教育权或者父母性教育权绝对的、普遍性的优先保障，否则会直接贬损其他法益的价值，最终损害宪法的内在秩序。由于性问题具有高度的个体性和隐秘性，儿童因为害羞而不愿意向外界透露性困惑与性焦虑问题，最先求助的对象是父母。

教育部《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》（2021年发布）第18条、第42条。我国儿童性教育领域呈现的首要矛盾是，儿童性受教育权中正当的、日益增长的性教育需求得不到国家和父母性教育的充分实现。国家还应当关注父母的性观念，努力改善他们在儿童性教育领域中的认知水平，既要帮助他们提升教育子女性知识的能力，更要推动他们支持学校依法开展性教育。《儿童权利公约》（1989年）第3条第2款。

本文以整体性视角考察儿童性教育，努力通过宪法整合现有的理论和制度，厘清国家、父母、儿童在性教育中的基本关系，以期推进对儿童性教育的实质性认识。第三，在权利行使的时间范围与实质影响上，父母性教育权在一定时间范围内逐渐弱化，教育的权威和实质影响终将为零。

[9]有研究表明，青少年对性教育具有很高的期待，迫切希望了解生理发育的知识、异性交往的仪式和方法、爱情和性对人生的意义、处理性欲的知识和方法等。反之，如果国家剥夺了父母监护和教育的资格，那么这将是对父母性教育权最严厉的限制。

五、学校性教育的合宪性分析 杭州性教育读本的争议实际上是对学校性教育课程的讨论。[55] 张杨：《西方儿童基本权利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》，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，第135页。[20]这意味着，性教育不仅要准确地传播性知识，而且还应当培养儿童独立思考、善于交流、勇于表达、自我保护、做出负责任决策等能力，与此同时还应当体现尊重、平等、公平、正义、自由、民主、多元、包容等价值观念，这也是落实《宪法》第24条第2款关于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。父母性教育权的具体内容至少应该包括：（1）教育内容自主权，即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时间、内容进行性教育。在宪法层面评价该家长的行为，是对学校性教育合宪性分析的第一步。王雪梅：《儿童权利论：一个初步的比较研究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，第144-145页。

如果高桥小学不开展性教育，那么将不会限制父母性教育权。[13]虽然我国《宪法》第49条第3款只规定了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，但这并不代表《宪法》不保护这项权利。

因此，本文认为高桥小学开展儿童性教育，正是为了追求正当的公共目的——促进在校学生身心健康发展、培养儿童树立正确价值观，符合目的正当性原则。基于学校公立或者私立的性质，学校开展性教育实质上要么属于国家性教育权，要么属于父母性教育权。

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（2020年修订）第108条第1款。性教育领域所存在的紧张关系，本质上是基本权利之间、基本权利与国家公权力之间的冲突，应当建构一个能同时容纳三者的分析框架，即国家—父母—儿童三方关系理论模型，这个理论模型涵盖了儿童性受教育权、国家性教育权、父母性教育权之间的多重关系。

[52]《珍爱生命》读本在每册都设计了六个单元，分别是：家庭与朋友、生活和技能、性别与权利、身体发育、性与健康行为、性与生殖健康。这里体现了父母子女关系的不平等性。性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，国家和父母必须理智地合作，积极地推进儿童性教育。父母在教育中获得的利益大致是：可以通过教育将自己的价值传递到子女身上，作为自身生命价值的延续和对生命愿景的期许。

[31] 参见高亚兵、骆伯巍：《论青少年儿童性教育的误区》，载《教育研究》2002年第1期，第76-77页。如果父母在家坚决抵制学校性教育，并且采取与学校性教育相反的或者以极端保守的态度对儿童施教，那么国家应当及时介入并纠正父母的行为。

[45] 参见[德]康拉德·黑塞：《联邦德国宪法纲要》，李辉译，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，第255-256页。这些话题本质上是国家公权力与公民基本权利的关系问题。

一方面，他们同成年人一样，具有独立的基本权利主体资格（个别有特殊限制的除外，例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），另一方面，他们又不同于成年人，儿童欠缺充足的行为能力和权利意识，需要得到来自家庭、学校、社会、国家的保护。建构国家—父母—儿童宪法关系理论模型，有利于性教育中权利与权力在相互碰撞中得到充分实现。

[3]这些现实争议的发生，使我国儿童性教育事业发展步履维艰。如果父母不愿意或者无法提供性教育，如果学校师资力量薄弱、课时短缺、教材匮乏，就会使处于成长关键期的儿童延迟获得或者无法获得规范的性教育。因此，在处理三方主体间的紧张关系时，既不能仅站在某一个或者某两个主体的利益面前思考问题，也不能进行简单折中，应当综合考虑三个主体的权利或者权力，追求三方关系的动态平衡。在我国《宪法》上，如何论证父母教育权具有基本权利的性质呢？曾有学者总结出三种路径：（1）从父母履行义务的角度，反向推导出父母权利。

[35] 例如，《民法典》第35条第1款、第36条第1款、第1044条第1款、第1084条第2款。根据必要性原则，适当的手段可能有多种，但是必须选择最温和的手段，也就是给被限制对象干预最小、带来负担最少的手段。

在性教育与性行为的关系上，国内外许多研究结果都表明，学校开展性教育不会增加青少年儿童性行为的发生率。[33] 例如，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（2020年修订）第40条第2款。

例如，《宪法》第46条第2款规定：国家培养青年、少年、儿童在品德、智力、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，这意味着国家应当积极保障并促进儿童人格全面发展权的实现，如果父母性教育权损害了儿童性受教育权和人格全面发展权，那么国家可以介入家庭内部，对父母性教育实施必要的干预。与通识基础课程（数学、语文、英语等）不同，性教育在功能上与儿童的身心健康直接相关，在内容上与多方面能力交织，呈现出多面性的特征。